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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个人化的别样“中国作家协会史” ——读束沛德的纪实性散文集《我的舞台我的家——我与中国作家协会》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徐妍  2019年04月17日09:13

当个体生命在耄耋之年送走无数个寒来暑往时,类似于生命的归属问题会常常浮现于个体生命的脑际。或者,更确切地说,夜晚的你常常会向白日的你询问:你到底行走了一条怎样的道路?回答是困难的。倘若人们生逢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回答便愈加困难。在出发时往往貌似确立的某种方向,日后看来却带有诸多不可抗拒的偶然的命运要素。至于出发后那条漫长道路的走向,则更不是个人的一己之力所能够掌控的。可是,既然人们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中确立了某种方向,且行走了某些曲折的路程,就不会让记忆化为转瞬即逝的过眼烟云。而是相反,在时间的推移中,记忆会愈来愈彰显出个人与时代相伴相生的内在关系。这种种时代变迁、缕缕生命踪迹,皆在束沛德的纪实散文集《我的舞台我的家——我与中国作家协会》中或隐或显地呈现。

从本书的《后记》中得知,编选本书的动因是因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位老领导不止一次地提出:应该组织力量编写一本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史。”但作者考虑到自己“年逾八旬,确实力不从心了”,便选取以一位“老作协”的身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即:编选一本纪实性散文集,以提供一本个人视角的“中国作家协会史”。

基于这一编选动因,本书的结构是以共和国时间演变为经脉,以共和国时期中国作家协会的人物与事务为血脉的。其一,在时间向度上,本书的文章发表于1953年至2014年间,历时60年。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对于叙述者以及研究者,选定一个时间的点,有可能更出自策略上的考量:可供开发的线索凭借这一个‘点’而绾合,也缘此而发散——如果那确实是个值得拈出的点(‘时刻’、‘瞬间’) ”“我”未必一定要主观拈出某个时间点,但这个时间点的拈出确实几乎与共和国文学的时间长度相同。其二,在内容的选取上,本书可以概括为一位共和国时期的文学组织者与中国作家协会一道经历的各种际遇。特别是,本书中的“我”参与并见证了共和国期间中国作家协会的历史演变进程(“我”除了因青年学子的身份而未能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外,参加并见证了后来历届中国作协的代表大会),有一种亲历者或经历者的特别身份。

本书共七十九篇纪实性散文,分为三辑:“龙套印痕”追忆了作者个人“在中国作家协会从事文学组织工作的经历和在政治运动、文艺批判中的遭遇”;“师友风采”记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些历史性人物的文学业绩、精神风貌、命运变化,以及这些历史性人物与作者之间往来的深情厚谊;“往事纪实”讲述了作者所亲历或经历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工作、文学活动和文学会议。每一辑的内容都放置在“我”的视角下,都围绕“我与中国作家协会”来记述。这样,尽管本书所选之文多是曾经发表过的、散落在各处的“旧文”,但在“我”——一位文学组织者的个人视角下,因《我的舞台我的家——我与中国作家协会》这部纪实散文集而与作者近年所写的“新文”汇合在一起,一并生发出新的意义。

进一步说,这部纪实性散文集叙写了一种个人化的别样“中国作家协会史”。当然,对于本书所具有的这一重要意义,一向谦逊有加的作者可能不会轻易接受。作者如是评价本书的意义:“编选出版这本《我的舞台我的家》,也许能从我个人的视角为中国作协乃至当代文坛留下几帧真切的史影。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否也算是‘一个人的半部作协史’呢。”但,即便是“史影”或“半部”,也称得上是别样的“中国作家协会史”。

那么,这本纪实散文集作为别样的“中国作家协会史”,具有哪些特点呢?如何评价它的价值?它为“后来者”续写“中国作家协会史”提供了哪些可以借鉴的资源?是否存在某种难以逾越的限度?

当我面对这部书追问上述问题时,恰恰是本书封面和后记赫然醒目地出现的“我与中国作家协会”这个核心关键词组的意指所在。至于本书的内容,更是反复深描了“我与中国作家协会”这个核心关键词组所承载的内在要义:一位文学组织者“我”与中国作家协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那么,如何理解本书中的“我”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关系?这是阅读这部别样的“中国作家协会史”的核心问题。

在本书中,“我”不仅是中国作家协会历史的讲述者, 而且是中国作家协会历史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更确切地说,“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中的“我”,中国作家协会是“我”的视角下的中国作家协会。所以,这本横跨共和国六十年的纪实性散文集,无论怎么读,都既是作者跨入中国作家协会这一文学组织后长达六十年的精神传记,又是六十年“中国作家协会史”的别样读本。在“叙史”过程中,尽管“我”的叙述语调平静如水,颇具历史叙事的不露声色的纪实特质,但还是不禁投放了个人生命的情感温度。特别是,那种看上去波澜不惊的平实语调更加意味深长地传递出了一位桑海归来的“我”与中国作家协会之间的稳靠性与矛盾性。

那么,如何解读“我”与中国作家协会之间的稳靠性与矛盾性?我们如何在本书中与“我”一道梳理一位文学组织者与中国作家协会相互缠绕的记忆的“乱麻”?或许“我”在不同时期的角色转换可以提供出一条梳理的路径。

1952年秋天,“我”作为复旦大学xf115兴发手机版系的优秀毕业生被调到中宣部干训班进修。学习不满一个月,干训班丙班班主任找“我”谈话,“说是‘周扬同志需要一个助手,组织上考虑调你去很合适,你的意见如何?’我当即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组织调动。”随后,“我”又服从组织需要而被调入到全国文协(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担任秘书。那时,全国文协,对于青年时代的“我”来说,是一份伟大的爱,一项伟大的使命,一个伟大的希望。所以,“在毕业生调查表上,我填写的志愿是:文艺理论研究、文学编辑或党的宣传工作。”。从此,青少年时代就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情有独钟的复旦大学高才生,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位文学组织者。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作家协会,就是青年时代 “我”的精神归属地。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建国十七年期间,“我”不仅开启了一生中的儿童文学评论工作(早在1956年和1957年,“我”就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评欧阳山的童话<慧眼>》和《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较早地提出了“以情感人”、“以美育人”的内在化的儿童文学批评标准),而且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创委会的秘书,在周扬、严文井、邵荃麟、沙汀等分别领导下,负责掌管资料研究和调查、联络工作。“我”全心全意,满腔热诚地投入到自己所承担的工作中去,取得了漂亮的工作成绩。比如:“我”一周内就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报告“处女作”——周扬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期间的演讲稿《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新中国文学》;为第二次“作代会”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习撰写了八九千字的《学习情况报道》;为第二次“文代会”会上代表们的发言整理了《历史估价问题和创造人物问题的讨论》;等等。但是正当“我”“全神贯注地进入‘研究助手’、‘业务秘书’的角色”而“得心应手”、“沾沾自喜”之时,“一场来势凶猛的‘急风暴雨’把我卷了进去。”“我”挨了批评,下放劳动,随后被调到河北文联和河北省委宣传部(仍然主要担任秘书工作),心存余悸。直到“新时期”到来,“我”才回到了最初供职的单位和部门——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它的前身是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新时期以后,“我”除了继续从事儿童文学批评工作之外,还担任了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创作联络部主任、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委员等。集这么多身份于一身,全在于“我”对中国作家协会的归属之心。“我”再度以全身心的热情和忠诚去回报中国作家协会的信任。于是新时期以后,“我”一手持评论(评论集《儿童文苑漫步》和《束沛德文学评论集》中的大多数评论都写作于新时期以后),一手缔结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批评家与中国作家协会的联系,将大半生时光都贡献给中国儿童文学界的建设与发展上。

这样,新时期以后,“我”每一次身份的改变,都既给“我”的精神世界带来了稳靠性的支撑,又构成了矛盾性的要素。可以说,回顾“我”的人生旅程,中国作家协会固然庇护了“我”的精神世界,但同时也考验了“我”的精神世界。但无论“我”遭遇怎样的心灵风雨, “我”作为个体生命对于中国作协这个文学组织的忘我投入始终没有改变。

概言之,作为一位文学组织者,“我”始终将中国作家协会视为自己的精神归属地。

此外,中国作家协会对于“我”还是一个特别的家庭。如果说“如何的机构都会变老;任何的家庭都有其趋向,如它的封闭和它的偏见”,那么“我”对中国作家协会这个特别的家庭的整体情感则是恒久的忠诚,可又偶有偏离和犹疑之处。即是说,自进入中国作家协会这个特别的家庭以后,“我”所行走的道路大致顺畅,可又间或出现曲折的踪迹。这种种复杂的生命况味,“我”体味得最为真切:“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没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志趣,爱好、个性发展,没能圆青少年时代的梦,不能说没有一点遗憾。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细细一想,我又无怨无悔。”

总之,正是在“我”的自述中,传递了一代共和国文学组织者的复杂的精神形态:将个体生命与中国当代现实政治、文化结合起来,以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和信念。在这个意义上, “我”的精神世界堪称共和国时期一代文学组织者的典型个案。

但是,《我的舞台我的家——我与中国作家协会》肯定不只是为了讲述“我”的精神自传,而更多地是为了记述“中国作家协会史”。再者说,就算“我”手执一支自传之笔,从头到尾追忆“我”的生命行程,也无法剥离于中国作家协会这一文学组织所提供的历史舞台。事实上,本书的名字“我的舞台我的家”已经传递出了本书的重心所在。如果说“我”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关系中的一个极点是“我”的精神自传,那么另一个极点则是“中国作家协会史”。

由于“我”主要是在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前身叫“创委会”)工作,“我”对“中国作家协会史”的历史叙事也便主要是通过这一特定部门的历史“窗口”来实现的。而且,“我”的讲述方法很是别致。本书虽然是由一个个单篇纪实性散文所构成,但当将它们合为“一体”时,还是体现出了既参与其中,又保持间距的总体历史叙事方法,由此避免了简单化的“中国作家协会史”的讲述。其实,“我”作为一位文学组织者,无论如何具有“个体生命”意识,都不可能不“参与其中”,但倘若“我”一味参与其中,则很难实现历史叙事的客观性和复杂性。可是,话儿虽是这个理儿,但做起来却并不容易。身处其中却又置身其外,如何叙事? 这真是“我”的叙事难题。为此,“我”选取了两种具体叙事方法:叙事作协人物与叙事作协事务。在对人物与事务的叙事上力求回到历史现场,重现历史“本相”,保持着“我”与所记对象之间的平衡。这样,“我”的视角下的“中国作家协会史”即是“我”的视角下的中国作家协会人物精神史与中国作家协会事务史。

在本书中,在“我”的视角下的中国作家协会中的人物,除了前述的“我”,更有引领“我”、陪伴“我”的中国作家协会的师友们。建国十七年时期,“我”有幸凭借中国作家协会“创委会”这个历史“窗口”结识了共和国时期的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诗人等。他(她)们是:“我”的第一个上级严文井、亦师亦友的沙汀、一直敬重的时任党组书记邵荃麟、中国作家协会时任秘书长郭小川、诗人李季、创委会时任副主任菡子。新时期以后,“我”已经进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班子,既拥有了与前辈作家近距离学习的机会,也增加了与同代作协人、后代作协人交流的机会。这些作协人是:德高望重的时任作协主席巴金、时任党组书记、诗人兼战士的张光年、爱心和童心兼具的世纪老人冰心、“老天叔叔”张天翼、“可敬的老园丁”陈伯吹、人品文品兼优的金近、“老领导”冯牧、“当了一辈子文学编辑”的葛洛、“从29岁被打成右派、到51岁落实政策回到北京”的作协“四大”后新任党组书记唐达成、葆有“普通一兵”本色的作家舒群、又是校友又是“班长”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英年早逝”的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兼具童心诗心爱心的洪波”,等等。这些身份不同、代际不同、命运不同的中国作协人皆集中在本书的第二辑里。他们共同具有对党性的忠诚和对文学性的坚守。

在“我”的追忆视角之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端的确给中国作协人带来了新生命,让他她(她)们看到了共和国文学的新图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这一新的文学图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作协人的世界观、文学观,决定了他(她)们的工作方法和文学观念。我们大多知道:中国作家协会创委会从一开始就承担着“加强对文学创作活动的组织和指导”的工作任务,即忠诚于“党性”。为此,一直称呼“我”为“小束”的第一个上级严文井曾经语重心长地开导“我”的世界观、提醒我“不要轻视旧世界观的影响”;担任全国文协党组书记、创委会主任邵荃麟“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要同作家密切保持联系……”;1955年至1956年担任中国作协创委会副主任的李季以实际行动唤醒了“我”“投入新生活的热情与探索新事物的勇气”;50年代中期调来当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张光年“十分重视文学队伍的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的建设;80年代初期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冯牧的“旗帜鲜明、不遗余力地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的立场、葛洛以“勇挑重担”的共产党员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思想、工作作风。但,作为中国作协的文学组织者在完成这些工作任务过程中所付出了的心力常常不为“外人”道也。特别是,中国作协人在文学与政治的两极间需要承受怎样的矛盾才能维持二者的平衡?严文井影响了心爱的童话创作,沙汀耽误了小说创作,心痛得让他“一再大声疾呼:爱护作家,照顾作家,主要不是让他们当代表,当委员,或当这个‘长’那个‘长’,而是给他们提供深入生活,认真创作的条件。”。邵荃麟因“中间人物论”而先消失于中国作协,后失去了生命。唐达成在29岁时就打成“右派”,在“文革”时,又被看作“老牛鬼蛇神”而被关进“牛棚”,待在“新时期”复出时已经51岁了,又历经风雨。可见,中国作协人在政治和文学之间尽管试图维持二者的平衡,但在特定的时代里,却难免会有二者失衡、甚至出现破裂的状况。而在由失衡到破裂的过程中,中国作协人作为个体生命,会体验到异乎寻常的疼痛和忧伤。这本书所记述的“中国作家协会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呈现中国作协人在不同时代里的幸福与疼痛同在的灵魂回响。

在中国作家协会的人物之外,中国作家协会的事务也是本书中的“中国作家协会史”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有时,“事务”直接决定人物的命运和文学史的走向。在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第三辑里记述的“我”作为一位文学组织者所起草的重要会议论文与重要活动报道,以及重要政策文件,都不仅确证了“我”的生命历程,而且参与并构成了“中国作家协会史”的内容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内容——它们标志着作为个体生命意义上的“我”与“中国作家协会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在某一阶段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同构关系。当然,基于“我”在创委会与创联部时的分工不同,“我”所从事的事务的重心也有所不同。在建国十七年时期,“我”作为创委会秘书,主要是从事重要或重大文学工作、活动、会议、访谈的文字报道、采访工作;在新时期以后,“我”作为作协书记处书记、创联部的领导,除了继续担当重要文学会议和文学活动的领导组织者,更担负起了中国儿童文学界的领导工作。但无论哪一个时期,“我”都以个体生命的独特视角和独特体验、以中国作协人忠诚于党性与文学性的叙事立场、以既置身于历史现场又保持历史间距的叙事方式、以寓“史实”于平实文字的叙述风格来记述中国作家协会的诸多事务。其中特别具有“中国作家协会史”意义的重要事务有:1953年6至7月记述的全国文协组织北京部分作家、批评家和各文艺机关的领导干部四十余人在从1953年4月下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讨论;1953年9-10月记述的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间文学界各小组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历史估价问题和创造人物问题的讨论;1982年7月记述的中国作协在1982年6月27日至30日新时期恢复工作后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1984年12月28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对《中国作家协会章程》修正草案的讨论;2001年11月在台湾台东师范学院举办的海峡两岸儿童文学学术研讨会上作了题为《新景观 大趋势——世纪之交中国儿童文学扫描》的演讲;2008年6月,作了题为《一切为了孩子的心灵成长——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作家协会的儿童文学工作》的总结。作者对这些重要事务的记述对于回返“中国当代作家协会史”的历史现场提供了鲜活的场景、生动的细节、复杂的语境,以及迄今铭记在“我”等一代人生命深处的记忆。即便是那些不能被称为重要事务的访谈和追忆,也往往会打捞出险些被时间的波浪所淹没的历史细节。如:《迎接百花齐放的春天——访长春的几位作家》首次披露了五十年代中期冯文炳(废名)在长春时的真实处境和真实心境,非常珍贵。

不可否认,作为一位文学组织者,“我”在叙述自身所属的“中国作家协会史”时,会不可避免地投放自己的情感与倾向。但,“我”并未讳言中国作家协会在历史进程中的曲折和坎坷,并不掩饰个人生命历程中的矛盾和遗憾。而且,正是在“我”的个人生命与中国作家协会命运交织的过程中,“我”才始至终都更加确信个人生命与中国作家协会的“相依为命”。愿中国作家协会继续发展!

作者简介:徐妍,女,吉林长春人,文学博士,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儿童文学研究。

(转载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