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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岁月

来源:中国艺术报 | 鲁枢元   2019年04月15日14:44

恍然若书

我与书结缘,几乎是从零开始的。

五岁以前,我只知道家中有一本深蓝色、土布封面、手工制作的大“书” ,高约一尺,宽约七寸,相当于现在大16开的版本,封面上还缝着两根蓝布带子,平时能够系起来。

后来才知道,那其实不是书,而是老祖母当年出嫁时娘家陪送的一个“针线包” 。应当是在民国初年,祖母的娘家在封丘县北关开一家文具店,卖些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这个别致的“针线包”便是用旧账本里的白麻纸一页一页翻拆后裱褙起来,再装上一个靛蓝色的土布包皮。这样的针线包,至今我也没有见过第二个。它看上去很像是书:白麻纸上用毛笔记录的一笔笔流水账,透过纸背仍旧隐隐地显示出来,字迹一律漫漶模糊,像道士驱鬼时画的符箓,又恍如汲古钩沉的书法珍品。

我从小就把这个“针线包”当成书看,里面除了那些若有若无的字,书页之间,长年夹着些五颜六色的丝线和花花绿绿的绸缎碎片,还有一些纸剪的鞋样、袜样。更有趣的是那些绣花时用来参照的各种各样的剪花:“莲年有鱼”“枣得桂子”“蝠鹿双全”“喜上梅梢” ,以及“刘海戏蟾”“麻姑献寿”“麒麟送子”之类。这些剪花多数是白色,有的已喷上洋红、明黄;还有一些是在油灯上熏出的:将剪好的花样贴在白纸上,放在点燃的油灯上熏,纸被熏黑后,取下花样,花样的形状就留在纸上。这其实是一件“复印”技巧,如今怕早已失传了。这些花样无论有色无色,一律精巧灵动,趣味横生,类乎现代派视觉艺术的造型。现在看来,这样一本似书非书的大书,甚至可以用做改革当代图书装潢艺术的参照物。

很长时间里,我一直为自己没能出生在书香门第而遗憾。只是因为有了这本书,才多少弥补了一些心理上的欠缺。

祖母早已经去世,如今距离祖母当年出嫁也已经一百多年过去。而这本“大书”虽然已经破败,我至今仍然保存着。它是祖母告别青春少女时代的一个物证,也是我在鸿蒙之初最早亲近过的一本“书” ,一本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书。

北新书店

开封高中的校址还在东司门的时候,出了校门往西走,距离书店街不远、路北有一家书店:北新书店,这应该是上海北新书局的一家分店。北新书局创办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创办人为李小峰,曾受到鲁迅的鼎力支持,以出版、销售文艺书籍享誉四海。而开封作为七朝古都,又是民国时期的河南省会,自然成了人文荟萃之地,当时不过三十万人的城市就开设近六十家书店!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省会迁往郑州、公私合营运动持续开展,开封的书业便渐渐衰落下来。待到我上高中的时候,这兴盛一时的北新书店也只剩下两间破旧的门面房,靠墙四周是书架,中间一张很大的案子,案子堆满了书,可以自由自在地翻捡。

书店只卖古旧图书,价钱都是打了折扣的,很便宜,对于我这个身无余钱的中学生来说,这家书店成了我的精神殿堂。虽然说只看不买的时候居多,但时日已久,这家古旧书店毕竟还是充实了我的第一批“藏书” 。五十年过去,从现在留存下来的一些书看,我那时买书是很杂的,有鲁迅的《彷徨》 《呐喊》 《中国小说史略》 ,有常任侠的《中国画法研究》 、欧阳予倩的《一得余抄》 ,有《马雅可夫斯基诗集》 ,还有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 。还曾买过几部残缺不全的线装书,如《今古奇观》 《五女英烈传》 “文革”时被母亲当作“四旧”烧掉了。

当年淘来的旧书

书虽然杂,主旨仍在文学艺术。破例的是,还曾买到一本科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达尔文主义》 ,是苏联专家老大姐杜伯罗维娜在中国米丘林培训班上的讲稿,居然能够让我读得魂不守舍。这本宽型32开、厚约400页的书,原价1200元(旧币) ,八成新,折价0 . 15元售出,真是便宜极了。这是一本讲生命进化的书,许多术语和概念我并不懂,但书中讲的某些道理如“自然选择”“人工选择”我还是领悟了。

如今思忖起,我一生从事文学艺术研究,晚来又转向生态文化研究,是否和从北新书店买下的这些二手书有关呢?

灯下读书

许多年前,夜晚在灯下伏案读书与白日里看书感觉是不一样的。当夜幕降临周围变成一片昏暗的时候,唯有一束灯光照射在书页上,那文字就显得更为显突,人的注意力就更容易集中,仿佛其他一切全都隐退到夜色的黑暗中去,只剩下了书。

每逢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灯”与“书”真是一对最好的伙伴。不只是由于灯光照亮了书本里的人物和故事、知识和学问,而且还正是书中显现的丰富的内涵反衬出灯的价值。

陆游曾在诗中吟咏:“天涯怀友月千里,灯下读书鸡一鸣” ,月下怀友与灯下读书,历来都是令人神往的人生至境。现在的人似乎已经不再能领悟到灯下读书的意趣,晚间读书写字时甚至不再想到灯的存在,那许是因为现在的灯来得太容易,房间里面的灯太多,用起来太方便的缘故。吊灯、射灯、壁灯、台灯、落地灯、吸顶灯,照得黑夜如白昼,灯与书之间富有诗意的关系反而被冲淡了。

我小时候,最初用的是油灯,那是一种黑陶烧制的灯台,高约五六寸,上端是一个浅浅的灯碗,里边盛着一汪豆油,豆油中浸着两根细细的灯草,点燃起来真是个“灯光如豆” ,只能照亮油灯四周小小一团空间。这是一种很古老的灯,汉代墓葬出土文物中就有这一类的灯,从司马迁到陆游,夜间读书时用的都是这种灯。

后来,煤油灯取代了豆油灯,那亮光也就足以把一间屋子照得朦朦胧胧。缺点是烟气太重,尤其是当煤油质量不高的时候,看一个晚上的书,就会把两只鼻孔熏得黢黑。上中学之后为了照顾我每晚做功课,便又添置了一只带玻璃罩子的煤油灯,灯罩发挥烟囱的效用,让煤油燃烧得更充分,只是耗油太快,每天多费二两油,那几乎是三个鸡蛋的价钱,不能不让老奶奶心疼。

为了节油,我便到大门外的路灯下看书。一丈多高的杉木电线杆上悬着一只40瓦的白炽灯泡,从黄昏一直亮到第二天凌晨。那时,巷子里行人稀少,路灯下也是冷冷清清的,我常常捧一本书靠在电杆上,借着路灯洒下的金黄色的光线,一直读到三星高悬,两眼酸痛。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曾经哺育了我的心灵和精神的《格林童话》 《安徒生童话》 《希腊神话故事》 《三国演义》 《水浒传》 《牛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以及高尔基的《母亲》 、巴尔扎克的《幻灭》 ,这些宝贵的书籍,全都是在这样的豆油灯、煤油灯、以及路灯下读过来的。黄庭坚在诗中说“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在我则是“古今中外一摞书,柴门寒窗十年灯” 。正是这些简陋的灯光照亮了我手中的书本,而书本里的人类文化的结晶一旦融化在我的心里,便又在我的心中点燃起一盏明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照亮了我生命的岁月。

寒素好书

在我的书架上,有一部高步瀛先生选注的《唐宋诗举要》 ,中华书局1959年的版本,至今已经整整一个甲子, 60年了!

中国当代史上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 ,从1959年就开始了。经济困难,也反映在这本书上。书印制得很寒碜,封面用的似乎就是一般的xf115兴发手机版纸,正文用纸十分粗糙,摸上去涩剌剌的,说不清是用什么材料造的。纸的颜色发灰,和印字用的油墨的色差不大,看注释用的小字就特别吃力。尽管这样,这本书一直是我案头的常用书,虽然已经又出过许多新版本,我始终舍不得丢下它。原因是,我使用了它半个多世纪,始终没有发现里边有一处错漏。时局是如此的困难,物质条件是如此贫瘠,也许编辑、校对、印刷工人连一日三餐都不能保证,却仍然能够确保书的质量,这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如今可好,图书的印制越来越精美、高端,铜版纸、道林纸、哑粉纸、刚古纸、珠光纸各类纸张应有尽有;烫银、烫金、覆膜、凹凸等等精巧工艺全不在话下,尽管增加了出版的成本,书的编辑、校对质量却往往得不到保障。打开一本装潢豪华的书,错字、漏字却屡见不鲜。一本印制精美的译著,买回家后左看右看莫名其妙,最终发现译者对于翻译的内容原来并不怎么理解。还有个别年轻编辑自作主张擅改书中的术语,让人哭笑不得。如今欠缺的不是物质和财富,而是敬业的精神。

我又想起47年前的一件往事,当时我刚刚走上教师岗位不久,自编了一本关于鲁迅的讲义,并非正式出版,而是在一家铁路印刷厂印制成小册子。在印刷厂,我亲眼目睹了校对的过程。那是两位已经有些发福的中年女性,一位拿着我的手稿,一位拿着校样,口中念念有词:“鲁迅说——冒号——引号——其实地上本没有路——逗号……”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做“读校法” ,又叫“唱校法” 。她们那一丝不苟的神情至今仍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中。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看来也是适用于图书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