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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故事 反映时代精神

来源:文艺报 | 张慧瑜  2019年04月15日09:13

春节期间,中国科幻电影《流浪地球》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作品,这部电影除了显示中国在特效技术方面的进步之外,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一种有主体性的中国价值和中国精神。这种带着地球去流浪的拯救方案和用一代又一代子子孙孙来创造新家园的愚公移山精神,都内在于百余年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艰难蜕变的征程之中。可以说,当下中国再次处于新时代的蜕变过程,我们一方面需要感知到中国的新变化和新状态,另一方面又要辩证地总结中国现代历史的文化经验。

中国文化的新状态

很多人都感受到,近十余年来中国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不只体现在更加便捷的高铁、更快速的移动互联网和更多绿水青山的乡愁,还体现在中国县城和乡村也迅速地城市化和现代化。春节期间我返回山东西南部的故乡,昔日的县城已经焕然一新、高楼林立,乡村集市也挤满了各种型号的汽车。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从“北上广”地区向三四线城镇延伸的广度和深度,也使得城乡二元结构在现代化硬件指标上逐渐缩小差距。可以说,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的任务,这对于近代以来始终处于文化自卑感和现代焦虑症的中国来说,是一种新的主体状态和文化经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乡村与城市的二元框架下,中国自我指认为未完成现代化的传统中国和乡土中国,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则是现代化的、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是中国渴望抵达的“世界”所在。如电影《黄土地》(1984年)和《红高粱》(1987年)等都把中国书写为一处没有时间演进的、非现代的乡土空间寓言。这种五四以来形成的基本问题意识在80年代被转换为推动改革开放的文化动员。在这种意识之下,形成了两种文化心理。一是文化自卑感,也就是对传统的批判和反思,因为传统意味着落后、愚昧和非现代,是传统的羁绊导致中国无法进入现代。这种激烈地反传统思潮背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文化与政治的特殊关系,用新文化来启迪民智、传播现代思想也是一种政治实践。二是现代焦虑症,就是对现代的强烈渴望和崇拜。从近代以来中国就开启了学习和追逐现代化的进程,建立一个具有现代价值的文明国家是最重要的社会共识,以至于在现代中国文化中很少出现对现代的反思和批判,现代以及与现代相关的科学、科技、理性、现代化等概念都是正面的词汇。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WTO、深化社会改革和经济实力崛起,这种传统中国、乡土中国的形象开始被现代中国、现代主体的位置所取代,中国的文化意识也发生了转变。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估传统文化,传统不再是守旧的封建糟粕,而是优秀的中华文明的代表,那些流传至今的、非现代的传统习俗、民间工艺也成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说明近代以来所确立的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对抗消失了,包括传统在内的文化本身去政治化了,不再代表特定的政治价值,因此,传统从负面债务变成了正面遗产。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国家宝藏》等传统文化、人文修养类电视综艺节目获得观众认可;二是,中国变成现代中国,如电影《战狼1》(2015年)、《湄公河行动》(2016年)、《战狼2》(2017年)、《红海行动》(2018年)等用特种兵来代表的现代中国军人,不再是小米加步枪式的弱者,而是从武器装备到军事素养都高度现代化的士兵,中国成为现代、理性的代表,与此同时,城市中国也成为故事叙述的前提,出现了把乡村他者化、诗意化,把工业空间废墟化、博物馆化和异度化的现象;三是,以人类的视角讲述全球化的故事。在西方作为现代文明和普遍历史的参照之下,中国只能讲述民族的、本土的、特殊的和充满差异的故事,不具有全球化的视角,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以及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如科幻片《流浪地球》就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全球叙事,中国人也尝试以人类的名义拯救地球,采用的还是中国方案和中国精神。

这些都显示了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的前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种对传统中国的激烈批判态度和对西方现代文化的盲目崇拜心理都已无法呈现当下中国的时代精神,这也是中国真正走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开始。

中国的现代精神

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历史放置在1840年以来近代史的大背景下来理解,确实,这100多年来,中国的基本任务是救亡、图存和发展。现代以来,除了原发的欧美、日本之外,就只有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在冷战特定格局下完成现代化转型,而像中国这种人口众多和幅员辽阔的国家,能够在列强环伺、殖民掠夺的历史中完成国家独立和现代化任务是非常罕见的,而且中国还是唯一没有被中断的、不断自我革新的文明古国。面对现代性的严峻挑战,几代中国人前仆后继把现代价值内化到中华文明的长河中,使得中国文化再次焕发新的生机。在这种民族涅槃的过程中,我觉得中国积累了三种现代精神。

一是高度自主性和独立精神。与传统中国的王朝更迭不同,现代资本主义是一种殖民与被殖民、生存与灭亡的斗争,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就是亡国灭种的危险,为了摆脱被殖民和被奴役的宿命,很多有为之士都用不同的方式救中国,最终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了完全主权独立的国家,保证中国有更大自主性和独立性选择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从而避免像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那样虽然获得国家独立,但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依附于西方强国,自主性和独立精神就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正是这种自主性,使得中国在冷战时代走与美国、苏联不同的发展路径,而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又率先进行改革开放,同样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之路。中国之所以能够不断地根据国际形势和基本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与独立自主的状态和自力更生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二是人民主体和平等精神。近代以来不同的政治力量都想改变中国、拯救中国,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可以取得胜利,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党有效地组织和动员了广大人民,把散兵游勇的群众变成国家和社会的主体,才赢得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人民和动员基层群众的积极性,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所在。这体现在两种基本的国家治理理念中,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是让人民过上现代化的、舒适的生活,共同富裕和全民共享是最基本也是最终的目标,这体现在硬件基础设施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都由国家统一调配,即便最偏远的地区也能享受到通水、通电、通路、通讯等基本的现代化便利;二、群众路线,在具体的工作和发展过程中,重视组织群众和下基层,依靠成千上万名基层领导干部来完成党的政策、国家意志与基层群众的有机连接。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更强调一种人民的共享、普惠和平等精神。

三是“发展是硬道理”和工业精神。中国近代的落后,主要是工业水平的落后,工业是现代文明的基石,因此工业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硬指标,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历史时期都围绕着提升中国工业的硬实力来展开。而中国保持自主体和独立性的前提也在于有完善的工业基础和国家体系,在核心技术上不受制于人,这也正是五六十年代中国人民勒紧腰带过苦日子也要搞原子弹、导弹等“两弹一星”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加重视“发展是硬道理”,全面提升中国的工业硬实力,除了凭借廉价劳动力成为世界加工厂之外,也出现了一系列“大国重器”和“超级工程”,以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为代表的通信、互联网产业的崛起,都体现了中国的工业实力。这种工业精神也体现在《流浪地球》中用工业力量来拯救地球的方案,电影中工业不再是废墟和异度空间,而是生产性的、建设性的工地,坚信工业和科技的积极作用。中国之所以能完成工业化,与国家大力发展工业、实体产业以及对从事工业生产的“工匠精神”的肯定密不可分,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工业文明的优势所在。

可以说,中国的现代经验更代表一种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其基础在于国家政权和基本制度的稳定、对人民的动员和集中力量发展工业的精神。这些都来自于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国家治理的理念。

未来的文化挑战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政治生态、经济结构和社会治理等作出了积极调整,以适应中国经济崛起时代的新格局和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稳定风险。对于未来的中国文化来说,需要面对三重挑战。

首先,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与群众文化协调发展。90年代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已经从体制内的文化事业单位为主体转变为三种:一是精英文化,如严肃文学、小剧场话剧、当代艺术等,受众面虽小,但成为现代社会文化品质的象征;二是大众文化,新世纪以来中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使得文化产品极大丰富,满足了普通百姓文化消费的需求,文化产业化一方面盘活了文化市场,另一方面也带来文化市场的唯利化和娱乐化,容易受到资本驱动和利润绑架;三是群众文化,国家也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如城市出现更多公益性的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空间,农村地区也有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家书屋工程、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等,这些公共文化产品惠及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这三种文化具有不同的功能,彼此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满足不同阶层、不同区域的人们享受多样的文化需求。

其次,互联网文化的崛起与网络社会治理的关系。在全面信息化的时代,各种文化媒介都转型为数字化媒体,从电子书、网络影视剧、微信等社交媒体、抖音短视频到即将到来的5G时代,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已经成为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形态。借助中国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中国拥有最多的互联网人口,并且在移动支付、电子商务等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互联网+”不仅改变传统行业、实体经济的形态,迫使各行各业转型升级,而且移动互联网也深刻地改变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让个体拥有更多自主化的媒体空间,每个人都参与到互联网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之中,使得文学、xf115兴发手机版、娱乐、媒体等领域出现去职业化、去专业化的特征。可以说,互联网使得自上而下的、中心与边缘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去中心化和扁平化,这也需要社会治理适应新的状态,既要面对社会空间虚拟化所带来的高风险,又要保障网络社会空间的多样性和多元状态。

最后,中国文化与海外传播的关系。随着中国资本、企业和劳动力走向海外,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就不只是文化展示和交流,更重要的是宣传中国的发展理念和普遍性的价值观。中国故事不能只是民族性、差异性的故事,而应该拥有能够包容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价值理念。近些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些都是具有中国主体性的世界视野,这就需要中国建立和“一带一路”相匹配的历史、社会知识,也只有充分了解、认识他者(尤其是欧美之外的亚非拉地区),中国企业才能更有信心地开拓海外市场,更好地融入每一个在地社会、与不同的文化形态进行对话。因此,在新时代,中国文化、中国故事要实现更有效的国际传播,通过展示中国的悠久文明和现代精神,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国故事的普遍性和参考性,相比欧美国家的现代性经验,强调独立自主和普惠性发展的中国道路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这也是中国故事的优势所在。

新时代的中国,需要新的中国故事。在中国基本完成现代化的各项指标的同时,也会面临现代化所携带的各种挑战和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文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形成了一种回应时代精神、探讨社会问题的文艺传统,很多时期,现代文艺引导、参与到重大议题、政治事件的进程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的文艺需要继承、发扬五四新文艺的精神,重建文艺与社会、时代、人民的有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