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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历史中的浩然正气 ——对话长篇历史小说《大明首相》作者郭宝平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 刘同华  2019年04月15日07:50

《大明首相》 郭宝平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郭宝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以厚重的历史感行诸文学笔调,宏观观照与细节挖掘并重,出版有《谋位》《明朝大书生》等作品8部。

记者:从事历史小说创作,既要有史笔、也要有文才,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相得益彰。您以厚重的历史感诉诸文学笔调,写出来130多万字的煌煌之作《大明首相》,字里行间流淌着对历史文化的敬意,使人仿佛置身时空隧道,一览大明王朝的历史风貌,读来令人深思。请您谈一下这部作品创作过程。

郭宝平: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是文学创作的丰盛资源。历史小说在老百姓历史观、价值观方面的影响力不可小觑。追怀、致敬什么样的人,从一个侧面衬托出的是一个国家的品格。津津乐道、大肆传播权谋甚至厚黑学那一套,是对传统文化的践踏、对社会风气的毒害。历史上值得我们后人追怀、致敬的先贤很多。妇幼皆知者有之、一定范围内有知名度的有之、因种种原因被湮没在历史尘埃里的有之。比如《大明首相》主人公高拱,一般读者知道的不多,学者牟钟鉴说:“做学问求是,做事求实,做人求诚,这是高拱的真精神。”这样的人,是不是值得追怀?这样的精神,是不是值得弘扬?我把高拱流传下来的著作通读了好几遍,深感这是值得书写的人物。

明史专家韦庆远先生是我的老师,早在20年前他就私下提醒我们几个学生说:“现在戏说历史成风,实在令人气愤!我们研究历史应该去写历史小说。”这番话对我启发很大,便下决心写一部以高拱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并开始积累素材,深入研究这段历史。

不过,写历史小说不容易。有评论家说,历史小说不好写,需要经历、学识、性情、沉浸,最吃细节、韵味、笔力、文字功夫。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别的不说,单说细节,就够考验人的了。现代小说写衣食住行,不难;可写明代的衣食住行,就需要考证了。越是日常生活的细节,越是历史小说需要的,恰恰是最难查考到的。比如,高拱给家乡好友写信,说他“实夙夜尽瘁,不敢自有其身”。那么,彼时内阁大臣能不能在文渊阁吃饭、睡觉?这关系到故事情节在何处展开。为考证这个问题,我到国图查了三天资料,才找到依据。再比如,高拱的政敌徐阶,史载其子弟横暴乡里,为非作歹;为慎重起见,我到徐阶家乡去实地走访,当地导游告诉我,徐阶家族很坏,死后都不敢埋在家乡。家乡人至今对他不能谅解,足以证实史料所记不虚。又比如,张居正反对高拱开海禁、通海运的主张,写信给朋友说:“仆犹虑海禁一驰,他日更有可忧者。”张居正忧虑什么?不研究清楚这个问题,书没法写下去。史学界研究张居正的很多,这个问题却无人触及。我花了很大精力,在国图查找到一篇博士论文,多少与这个问题有关;我又对张居正的经历、理念和当政后的举措等进行系统梳理,才有了结论,这样写出来才符合史实、符合逻辑。再举一例:史载高拱“家如寒士”,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他为什么能够做到?我查阅了大量史料,其中有“中州家范之严,咸称高氏”的记载;我还特意到高拱的家乡新郑采风,了解到不少关于高拱和高氏家族的逸闻轶事,都是非常正面的,高拱清廉的形象在当地已然深入人心,这样我才敢在书中刻画高拱清廉的艺术形象。写这部书确实很不容易,所以研究高拱的专家才说高拱的“历史形象和文学形象在这里契合”;评论家说这部小说“在历史叙事中传递正面价值观”。

记者:对大多数读者而言,并不是特别了解高拱,您通过洞幽烛微的文笔才思,给广大读者呈现出这样一位相对丰富饱满的历史人物。您觉得高拱值得书写之处是什么?

郭宝平:高拱是被埋没的人物,他不是完人,但也是了不起的人物。借用今天的话语,值得书写之处有两点:一是忠诚干净担当的品格和修为;二是视野开阔、把握大势,作出符合历史潮流的抉择。

曾与高拱同朝为官的海瑞是清官典范,但连他也由衷钦佩高拱的清廉,说高拱“守贫”,“是个安贫清介宰相”。不止海瑞一人,同时代的人对高拱的清廉众口一词,说他“精洁峭直,家如寒士”。要知道,他的前任严嵩、徐阶这两个人为相近三十年,带头贪腐,官场贪墨、奢靡之风甚盛,而高拱当政时又手握全权,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守贫”,是相当不容易的。但当同僚赞叹片纸难入其门时,高拱的回答却是:“大臣以体国为忠,以匡国事为美,区区小廉,细节耳!”意思很明白:大臣只是清廉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忠诚、担当。

事实上,担当,才是作为政治家的高拱最突出的品格。他同时代的人无论是否赞成他的政见,都承认他“敏达果任”,“为人有才气,英锐勃发”。隆庆皇帝临终前特颁诏书盛赞高拱,说他尽鞠瘁以不辞,当怨嫌而弗避,为众人所不能为;成年后的万历皇帝也说,高拱锐志匡时,宏才赞理,肩大任而不挠。可以说,担当精神,贯穿于高拱施政的全过程。

明朝与蒙古部落长期战火连绵,消耗甚大,国库为之空虚。但言和者即被目为“汉奸”,这个死结无人敢解。高拱主政刚半年,蒙古右翼俺答汗的孙子叩关请降,和解的契机闪现。宣大总督王崇古乃高拱所选任,他建议接纳。此议一出,“举朝为敌,议论百出,震撼击撞,旁观者危之”。在这种局面下,正如张居正事后所说,“中外相顾骇愕,莫敢发”,而高拱“独决策”,达成了封贡互市,从此消除了边患。不计自身安危、毁誉,毅然决断,一举结束与蒙古二百年战争状态,这是高拱担当精神的典型写照。

16世纪,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但是,海禁乃明朝祖制,且二百年的禁海国策,使得多数国人对大海充满恐惧,虽然沿海绅民一再呼吁解海禁、通海运,却长期得不到朝廷回应。与封贡互市的争论主要是认识问题不同,解海禁、通海运,不仅要冒破祖制的政治风险,而且还会触动大批既得利益者,高拱审时度势,决断解海禁、通海运,督促实施,“日夜在念”。这同样是担当精神的典型事例。

严嵩、徐阶为相期间,自身不干净,一味笼络人心,对官场贪腐采取姑息纵容态度,导致官场贪腐严重,士风大坏。高拱不仅律己甚严,还誓言“清污俗”,大力肃贪反腐。据高拱研究专家岳金西先生统计,高拱主政的两年半时间里,平均每月查办贪腐案2.13宗。高拱还只争朝夕,致力于“立规模”,对吏制、边政、军政、财政、司法等制度进行全面革新。肃贪、改制,都是得罪人的事,没有担当精神就不可能去做。

高拱主政仅仅两年余,只争朝夕、锐志匡时、励精图治,迅速解除了边患、稳定了局势,扭转了国势下滑势头。隆庆皇帝褒扬他精忠贯日,贞介绝尘,赤心报国,正色立朝;万历皇帝后来也称赞高拱“谋身近拙,实深许国之忠”。这是对高拱忠诚品格的高度肯定。

隆庆皇帝病重期间,太监冯保密谋驱逐高拱。正直的言官拟发起集体行动揭穿此阴谋。高拱阻止说:“当以君父为重,吾宁受害,宁事不白,特鸿毛耳。”不久,高拱被逐,狼狈归里。当有人问他是不是后悔阻止言官揭穿冯保阴谋导致其失败时,高拱回答:“彼时为先皇病笃,恐苦先皇心,故宁受吞噬,而不敢以此戚先皇也。今吾顺以送先皇终,而未曾敢苦其心,则吾本心已遂,求仁得仁,又何怨悔之有?”当然,可以认为这是愚忠,称不上感天动地的大忠。其实,高拱自己就说:“大臣以体国为忠。”高拱秉持“相天下者无己”的理念,“只知有国,不知有身”,在历史上为我们留下值得回味之处。

记者:站在新时代,回望历史文化深处,需要我们有一种大历史观,这也是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我们注意到,您不但写了高拱,也写过明朝万历首辅张居正,也写过明朝一代名士、文坛盟主王世贞,请谈一下大历史观对您一系列作品创作的影响。

郭宝平: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求学七年,主要是研修历史。我以前写张居正、王世贞,也是为创作《大明首相》作准备的。说到大历史观,我们中国人最有底气。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如此绵延悠久,可谓举世无双。风物长宜放眼量,历史写作更应如此。有了大历史观,哪怕只写历史人物短期活动,历史蕴含却同样丰富,同样可以闪烁出历史文化之光。

比如,当研究高拱和他所处的时代时,首先是用长远的、比较的思维把握当时的时代潮流是什么。那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大航海时代。那么,解海禁、通海运就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就是要为国家发展开辟新出路的,以这样的价值体系重新评估历史事件和人物,这就是大历史观的体现。这不是说要用现在的价值体系去刻意塑造历史人物,而是说,这决定了应该追怀、致敬、书写什么样的历史人物。

历史小说要为读者描绘历史风景,最好的历史风景是什么?是漂浮在历史天空中的一缕浩然正气。有浩然正气存,则我中华千秋万代生生不息!我们应当铭记那些漫漫长夜里闪烁过的一丝曙光;我们应当致敬那些不计毁誉、披荆斩棘,力图为国家发展开辟新出路的先贤;我们应当珍惜阴谋迭出的权力场中弥足珍贵的人性光辉。

这样的历史书写,才经得起历史检验,才可能在描绘出历史的波澜壮阔、风云激荡的同时,传递出值得当今时代弘扬的历史精神,坚定文化自信,为新时代壮言增彩。